东西问｜任雪莉：“藏礼于器”“藏礼于饰”，东西方如何以“金”追“礼”？ - c7.com

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任雪莉在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时，探讨了东西方古代文明如何通过贵金属器物来承载共同的精神追求。她指出，“藏礼于器”的中国吉金青铜器和“藏礼于饰”的希腊化时期黄金器物，尽管形制迥异，却都充当了安放信仰、界定身份和记录生命仪轨的重要载体。

任雪莉解释说，东西方不约而同地选择贵金属作为礼制与精神载体，其根源在于这些金属天然具备的稀有、耐久和光泽等物理特性，使其能够象征神圣与永恒。但更关键的是，不同文明如何将这种物质潜力转化为文化属性。

她以陕西为例，强调了中国青铜器在商周时期作为礼乐制度载体的“藏礼于器”思想，通过铸造铭文来彰显国家秩序和宗法伦理。尽管青铜器后来演变为日常用器，但其承载的礼制精神在后世的祭典中得以延续。

而在希腊化时期及古代世界，黄金珠宝不仅是身体的装饰，也用于正式场合，彰显佩戴者的社会地位、财富和权力。黄金珠宝同时也是女性的私产和嫁妆，在婚礼等重要人生仪礼中具有趋吉避凶的意义，并被用于祭祀神明和随葬，寄托灵魂永生的信念。

任雪莉总结道，东西方虽然使用了不同的贵金属，但基于共通的物质认知和精神需求，都选择它们作为承载信仰、划分等级和见证仪典的核心媒介。贵金属因此成为文明秩序的“物化符号”，这构成了两个展览能够进行对话的基础。

在谈到华夏吉金与希腊黄金的具体差异时，任雪莉指出，尽管有共同的物质认知和精神需求，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各不相同。

在使用方式上，中国青铜器主要用于宗庙祭祀和墓葬礼仪，注重器物组合和摆放，以器用制度彰显礼制规范，并通过长篇铭文记录功绩和祖德。而希腊黄金则以贴身佩戴为主，如花环、项链、耳环、戒指等，广泛应用于婚嫁、丧葬、献祭等人生仪礼，强调对个体身份的即时彰显。

在审美取向上，西方偏爱黄金与宝石（如玛瑙、青金石、珍珠）的搭配，追求华丽璀璨、视觉冲击力强的风格。华夏则更注重造型的庄重、纹饰的神秘和铭文的厚重感，呈现出内敛深沉的气质。这反映了东西方对“神圣”与“尊贵”的不同理解。

在制度表达上，希腊化时期黄金花冠等仅贵族可佩戴，体现了基于身份的等级划分。中国青铜器则遵循严格的器用制度，如列鼎制度和祭祀用牲的规定，体现了更为细致的礼制规范。

任雪莉还强调了制度的演进。希腊化黄金艺术展现了跨地域文化交融的活力，融合了印度宝石工艺、埃及装饰纹样和希腊雕塑美学。而中国青铜器则形成了一条内生、连贯的发展脉络，从商周的礼器到宋代的仿制，再到明清的祭祀铜器，礼乐精神一脉相承，成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内在动力。

关于将两大展览并置于同一叙事框架对理解文明延续与交融的启示，任雪莉认为，这提供了一个“追金”的更大叙事格局，旨在打造具有学术深度、人文温度和国际视野的文明叙事。

她提出三点启示：

首先，文明因交融而创新。希腊化黄金艺术是多元文明互鉴的范例，证明了交流互鉴是文明保持活力的重要动力。

其次，文明因延续而绵长。华夏吉金所承载的礼乐秩序，通过器物、文字和精神的代代相承，形成了连贯深厚的文明脉络，使其在面对变革时能保持稳定的文化内核。

最后，文明对话的意义在于“各美其美”。通过吉金与黄金的对话，可以在对照中看见文明的多样姿态和独特价值，理解东西方先民的秩序与信仰，并认知自身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。这揭示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，因延续而绵长的深刻道理。

受访者简介：

任雪莉，女，研究馆员，博士研究生。现任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，长期从事青铜器、商周考古与艺术史研究以及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策划与实施。她曾筹备策划近百项展览，出版专著三部，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，并参与多项国家及省级社科项目。